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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展机构进入市场:我们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2016-06-03 来源:社会资源研究所 吴晨 分类:行业新闻

当发展机构进入市场:我们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来源:社会资源研究所  作者:吴晨

       本文是在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吴晨于5月20日“共议‘精准扶贫’下的农户市场能力如何培育?”工作坊上的发言基础上改编成文。

 

       我不止一次被人问:”你能不能一句话说清楚什么是农村发展工作?”

       如果早上十年,我会请Ta自己去google(那时候还不用翻墙)。你既不是我的服务对象,又从未捐过半毛钱,在政治现实下从来只是自扫门前雪的地沟油饮用者,为什么我要花上几分钟来向这些自带评论功能的个人解释贫困与发展为何物。

       然而世道不同了。

       自从“没有消费便没有杀戮”,以及“认养一颗果树,喂饱一个留守儿童”类似气质的公益营销方案大行其道,“消费”这个行为便被赋予了“上帝视角”,它可以用来拯救即将被冰川融化淹死的北极熊,也可以让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女童不再沦为性奴。

       任何一个人,当ta要求我在电梯从2楼抵达1楼的过程中说清楚农村发展工作者到底在做些什么,我必定会绞尽脑汁,末了还会加上一句:我们项目点的农产品,微店里都能看到!

       1980年代,国际发展机构陆续进入中国西南地区,那时候还很难说消费者对农户生计能够产生多么大的作用。多数农户仍在种植非经济类作物,一些村落要实现家庭成员的自给自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发展机构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户的温饱问题。各种生活必需品、生产资料(包括农药、化肥)的发放、农业技术的引入,都是为了扩大当地的粮食产量和存量,实现最基本的粮食安全。在一部分人利用政策倾斜和自然、交通区位的便利迅速富裕起来的三十年里,对于那些因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物质资本和环境资本天生缺乏,而被嵌入到制度和政策的缝隙之间的地区和个人,发展机构努力构建了一个以权利为基本发展路径的微小生态。然而,当这些微小生态圈尚未形成有效联合时,结合了政治权力而蓬勃发展的市场力量,势必是要逐个击破,抹平那些阻碍它实现“边际成本递减”的异质个体。

       当大多数的消费者仍旧停留在“请你用一句话说清楚农村发展工作是什么”这一层次,而非一个主动的问题参与者和探索者,发展机构只会被异化的市场裹挟着前进,并最终成为为其鼓与呼的一份子。

       这些年来,发展机构与农户一起,到底做砸了多少项目?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一种确实的张力,存在于发展工作者与村民之间,与当地政府之间,与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因为市场力量的深入,我们与更多的利益相关者链接在一起,诉求多样化且复杂。许多人会暗暗想:“现在的人怎么越来越不单纯了?”

       什么是单纯?比如停下手里的农活,把一辆翻入田埂的汽车抬上公路,然后呵呵一笑不求回报;又比如热情地为赶不到目的地的旅行者提供一晚留宿。但是现在村民变得不单纯了,会算计,会说包你晚餐50元住一晚。其实并没有人变好,或者变坏,只是村民的市场体系和主流的市场体系产生了对接而已,而多数人之前并不懂得村民营造的市场体系。

       在村民的市场体系中,贩子的角色非常重要,很多时候也是唯一的需求方。村民对于外部市场的知识和想象,以贩子的信息为主要线索进行构建。贩子对接的流通渠道,和发展机构工作人员比较熟悉的渠道,比如从美国舶来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便是大众市场中的低端市场,与新兴小众市场这样的差异,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应当是云泥之别。

       发展机构的服务对象,通常都是这个社会中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者”,或者说“被剥夺者”。他们并没有比其他公民更多的义务,去协助发展机构实现一个更好的社会,比如关注生物多样性、物种保育、公平和正义等等。所以,为什么要让穷人来发展生态农业?他们长久以来都被型塑成对接贩子的简单种养殖者。当我们试图打破这个被标签为“不公平”的交易,以减少中间环节实现利润的公平分配时,是否忘记了是谁在承担市场失败带来的风险?

       过去两年,我们一直在河北的大岭沟村尝试如何拓宽村民的销售渠道,而非简单跨越羊贩子这一过往主要的采购者。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村民采取生态养殖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发展机构的投入增加了当地市场的养殖存量,但消费者的需求量受到热量摄入限制和个人收入的两方面约束,并不会出现同等的增长;另一方面,因为常规渠道对生态产品的消费仍然有限,村民需要在常规流通渠道之外,对接能够接受较高价格的消费群体。毋庸置疑,在常规渠道都需要贩子来对接的农民,在面对小众市场时,根据自己既有的对市场的理解,同样会去寻找“贩子”这一角色,而发展机构通常会被村民赋予这样的期望。

       因此,当发展机构期望跨越价值链的中间环节时,无非是跨越了一些传统的贩子,由更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消费意识的发展机构工作人员来充当。可以说,这毫无创新可言,虽然间接增加了贩子这一行业的竞争激烈度。当然,在社会化服务极度缺乏的农产品行业里,有一部分发展机构重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所在,成为市场中的一个服务提供方,并没有任何问题。

       但仍有许多发展机构,期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带来服务对象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在过往,农民只是贩子的供货商,并不需要主动去理解市场。但发展机构通过对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投资,一部分村民能够成长为“商人”,主动选择代表不同渠道的贩子,而非被动等待。此外,村民亦有可能在价值链上进行横向的联合和纵向的升级。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嵌套在食物体系变迁这一大背景下。从欧美国家开始,一部分消费者不再愿意从工业化的食物生产流程中获取食品,他们希望有一种更有人情味,非工业化的食物获取方式。类似这样的变化,基本上都是由NGO率先推动和倡导的,其后慢慢发育成市场机会,最终由商业机构实现大规模变现。

       但为什么一些发展机构在国内倡导另类市场许多年,却最终搞垮了自己?扼要说来,要么是与市场走得太远,曲高和寡,成为了一个小圈子内部的精神追求;要么是与市场走得太近,最终成为主流市场的推动力量之一。

       与权力相结合的市场,会不断缩小对公权力的问责程度,减少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支出。与此同时,也将减少公众在社会问题中的参与程度。比如我们的有机农业,做了这么多年,始终是用于应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市场化解救手段,而与环境保护、支持本地经济、公众参与食物体系、女性主义等社会变迁联系甚少。而我们的发展机构在市场营销时又不断强化食品安全因素,忽略与其它社会运动的结合,其后果就是不断削弱公众的参与范围和多样性,使得另类市场日益碎片化和单一化。

       由单一理念支撑的小众消费,不仅无法惠及那些采用生态种养殖方法的贫困农户,对于其他所有的参与者来说,都将是一个越挖越大的坑。

 

本文转载自社会资源研究所,作者: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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